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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 Speculative Design的辩解

Speculative Design的辩解

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演变的设计思潮,也是一部设计观念和设计作为思考工具的进化史。从以建筑电讯学派[Archigram]和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为代表的激进设计和反设计团体的乌托邦设计实验,到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蕾比提出的批判性设计和思辨设计,再到设计虚构、参与式设计、商讨性设计等等一系列将设计观念与方法论细分的驱使下,设计思潮正面向前沿技术和其他专业学科不断开放,社会伦理、经济危机、情感需求、自然灾害、物种关系、生物安全等更多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出现,设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商议和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设计如何面对?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如何去到我们想去的未来?又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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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的不完全统计

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鼻祖安东尼·邓恩教授在创新设计学院授课时提出,“世界观[the view of world]由对于现实基础的观念所组成,它奠定并影响一个人的所有感知、思考、认知和行动。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被称为一个人的哲学,关于生活、心智、人生观,生活方式、观念、信念,甚至信仰。我们总是擅长开发出迭代频繁的新技术,但是,我们又应该如何培养新的世界观呢?”

伟大艺术家和设计师,与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和科学家是一样的,都是在创造一种秩序,并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秩序,而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当这种视野[vision]越是具有原创性,却往往看起来就越是奇怪,未来学家吉姆·达托[Jim Dator]也曾说过,“任何关于未来的描述,一开始都显得荒谬可笑。”就因为如此,正是因为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只靠设计师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将合意的未来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艺术敏感度和独特的设计思维去解释世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将不亲切的非现实语境和不熟悉的日用场景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挑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引发更多的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来关注我们所设定的语境[context],和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去真正地解决真正的问题,一起推动和进入新的领域[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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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5日,安东尼·邓恩老师(右)在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

2019年12月,安东尼·邓恩老师应邀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笔者与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以下是部分采访内容:

马川:你觉得这些天在我们学校和本科生一起工作怎么样?

邓恩:我认为我们可能要求他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做很多事情。但我对学生们的想象力印象尤其深刻。让我惊讶的是,我原先认为我们必须花更多的力气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引导想象力。这是一件好事,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马川:你是否认为他们思考的太远了,或者他们只是想象,而并没有联系到现代的社会,他们所想象的未来太远了。

邓恩:不完全是,我会认为这是一种更加自由的想象力。所以他们乐于去幻想科幻小说,像那些并不遵守我们世界内部逻辑的世界。我想这是当然可以的,从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原点开始,最终回到我们的世界,这样会更好。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说,看到设计师在他们的设计想象中很大程度的去引用科幻小说是不太寻常的事。这二者就像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重力系统、天气系统等等,而不仅仅是只是不同的社区和思维方式。

马川:那么在这种问题出现在当下的设计教育方面,你觉得基本的技能例如模型加工等,相较于思辨思维的训练,对学生来说哪一个对设计的培养更重要?

邓恩:实际上我认为它们是平等的,我认为两者都很必要,而学生们也需要学会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认为它们完全分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这样理论和实用技能就会被看作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东西。你可能会先学习实用技能,然后再是理论。但我认为如果你可以把两者一起开始进行时,他们就可以形成更多有趣的方式。在现在很多设计教育体系中,这似乎是一种趋势,更多倾向于设计思考,而非实用的技能。

马川:以前我们会认为思辨设计是属于研究生学历阶段的教学内容,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将思辨思维融入到的本科教学和课程中,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有效吗?

邓恩: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的确是有效的,因为思辨思维只是思维的一种。我们还需要解决问题思维、逻辑思维、分析思维等等,而我认为思辨思维只是其中一种思维方式而已。另一方面,思辨设计项目可以让学生重新真正思考日常生活,想象普通生活中的事情可以怎样变得不同。因此,设计的结果可能并没有同重新想象社会和社会关系之类的行为一样重要。

我们会觉得如果项目是天马行空的,那么学生可能就没有学习到实际技能。

但是,学生们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而完全重新思考社会,通过这些项目,你可以看到学生在其中运用到了分析技能、研究技能、制作技能等等,他们也可以应用非常实用的制作技能和漂亮的手绘插图,他们同时必须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因此,即使在表面上项目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在这个项目中获取的技能意味着他们可以运用在任何的项目里,并胜任任何的设计工作。

马川:可能是由于中英互译的问题,“思辨设计”的中文翻译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名词,有人把思辨设计理解为一个专业,你认为有没有一个叫做思辨设计师的头衔或一种类型的设计师?

邓恩:我认为,思辨设计对我们来说是试图运用大家的力量,希望能在设计教育中为它腾出空间的设计方式,它让我们来重新思考日常生活、或寻找未来技术如生物技术的潜在后果。然后,我们需要给它起个名字,这样我们才能谈论它,批评它,辩论它。所以,就叫它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吧。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人们可以说,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设计,我们只是在谈论这种更有想象力、稍微自由一点的设计形式。但是一旦思辨设计传播开来,这个标题就变得有些多余了。就像脚手架随时可能会倒塌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也开始限制思辨设计,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想要采用思辨设计风格,或者采用一种思辨性的设计方法。所以,我认为目前它会被名称限制住可能性,当然它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思辨的思想形式,通过设计来表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我认为方法的多样性是最重要的。

马川:现在在中国很多人讨论思辨设计,也有人会误解把它捧上神坛,或者是否可以说思辨设计只是众多设计方法中的一种?

邓恩:如果有人愿意去批判它,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但他们也同时改变了它的定义。这是重点。我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去说,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设计类型,我们希望你学会如何像我们一样运用它,例如这里的一套想法。你可以用它做什么?你可以从哪里找到它?当然,它也连接到一些相关领域,也有很多其他的已经出现变化的设计方法正在出现。

我们有一个研究人类学的学生参加了我们在纽约的一个课程,对她来说,唯一的设计经验就是我们的课程。接着,有人来请她去教设计课程。她开始教学思辨设计,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思辨设计只是设计的一种类型,当学生们开始学习时,她发现也发现十分令人困惑,为什么学生总是想学习一些非常具有实用性的事情。

我不认为我想要纠正任何人,因为我认为在此刻,我是真正的喜欢思辨设计本身,它吸引了行业研究小组、设计师等更多的艺术设计师,思辨设计因应不同的语境向不同的方向生长。我认为这很有趣。我认为我们在RCA所做的工作,也许是10或15年前,这只是一个起点。我认为历史正在向前发展。

马川:所以这样的思辨思维更像是一种类似于氧气的东西,它的影响范围可能我们看不太清楚,但确实存在,而用思辨的设计思维来训练创造力是否更加重要?

邓恩:是的,它就像氧气,一个需要一个名称而已,最终它需要被称为“思辨设计”。学生们可以说,我现在用思辨设计思维来对应这个项目,然后我要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整个事情必须是一个思辨设计项目。

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做的,是让学生们在不要总是在已经存在的现实的框架里思考想法。所以,当他们试图想象一个新的想法时,他们会将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制度和文化应用到他们的想法中。或者有时它们也能冲击一些新的想法。因此,我们试图做的是提供一个桥梁,从现有的现实到一个新的现实,使学生可以释放,把自己从现有的条件里释放。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在学生中开设思辨课程的原因。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把它和其他形式的设计思维结合起来是很好的。它是就像一个工具箱,它是一个你可以使用的工具集合,你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专业,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思辨,有些人可以选择专业,选择做商业设计师一样。而我认为在学校的设计教育中,大家只需要用思辨思维来鼓励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已。

马川:有时候会觉得你和Fiona的作品像一首诗,或者像一篇诗意的文章,而我们试图也在设计中寻找一个隐喻,创造诗意的作品。在你作为学生学习设计的过程中,谁或什么对你影响最大?

八十年代初,我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学位,当时的设计是非常保守的。Memphis在我进入设计教育阶段的1982年就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我对Ettore Sottsass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意大利设计师发掘了自己的很多角色。他在印度做了陶瓷实验后,做了非常艺术和诗意的项目作品。他曾是Olivetti的创意总监,监督他们的生产设计。当然,他也写道,他曾经发起过像Memphis这样的运动,我认为他对于我如何开始理解设计,以及如何与工业产生艺术与诗性的合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话虽如此,对于我们学位课程来说,它总是想让我不及格。可能只是因为我的理论想法很强大,但他们让我逃离。所以,我认为虽然Ettore Sottsass的成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也让我早期的设计生涯充满危险和冒险。

马川:那你对Super Studio有什么看法?因为你提到了孟菲斯。

邓恩:是的,我认为SuperStudio现在已经永久结合了思辨设计理念。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我认为,当然,Fiona和我还有Archizoom都有比较有影响力的标签,以及当时的其他一些工作室。但他们研究建筑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们会一直关注着建筑。我想到Fiona曾经和我说,如果我们不只是处理家具,在设计上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在六十年代有实验性的家具,如果我们一直关注生物技术产品、数字产品、机器学习等,我们将得到哪些灵感,会设计出一些怎样的、不同于SuperStudio的产品呢?但我觉得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一点,这些工作室实际上是建筑实践,一个传统的建筑,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的思辨工作。而在设计领域,这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设计思维。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会提到像Bruno Munari, Ettore Sottsass这样的人,我们确实以一种更具想象力和批判性的方式关注对象和设计。

马川:你认为设计有一种像时尚一样的趋势吗?

邓恩: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意味着想法的寿命是有限的。所以对于坏想法来说,这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想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探索一些东西,它可能会对你不利。它给出了一种像寿命论一样的想法。

马川: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次来到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邓恩:想象力,大家的想象力是非常不同并且自由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点,无论是在设计作品中,还是我和学生的互动中。我原先以为大家会缺乏想象力,但我很惊讶大家都拥有如此丰富、新鲜的想象力。

在安东尼·邓恩老师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

“所谓的‘思辨设计’是多样性的设计方法的其中之一,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辨性的思想形式和思维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而我们选择通过设计来表达。它可以有助于让年轻一代的学生想象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它是就像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集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方向,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思辨。我认为在本科生的教学中,需要用思辨性思维来鼓励更多的想象。”

“所谓的‘思辨设计’是多样性的设计方法的其中之一,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辨性的思想形式和思维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而我们选择通过设计来表达。它可以有助于让年轻一代的学生想象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它是就像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集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方向,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思辨。我认为在本科生的教学中,需要用思辨性思维来鼓励更多的想象。”

第一,在设计思维培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鼓励学生将高于三维的第四维,也就是时间性的思考,融入设计学习之中,让思维可以像时光机一般穿梭于过去、现在、未来,引发对事件的好奇;

第二,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并不可以被预测,因为它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会随着我们的预测而改变,所以我们的提问和质疑需要更加的谨慎,饱含着恻隐、善良、包容和辞让,避免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避免成为“象牙塔里的批判者”;

第三,我们选择用生物学角度看待未来,整个世界和整个科技发展趋势都是一个会生长的生命体,用善待一株植物或者一个婴儿的方式在善待它们,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或者长成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倾尽所能地假设和提供给它们每一个生长步骤的最优条件;

第四,思辨性的设计思维不再纠结于能否解决当下问题而提出立竿见影的商业方案,相反,它作为一种探索的媒介,试图把问题和烦恼暴露在观众面前,邀请他们围绕设计对象进行讨论并持续性的参与其中,把提问和回答的反复操作过程作为推演证据的手段;

第五,我们通过人工制品的原型设计,设定由物所衍生出的相关世界观的情节和语境,进行用户使用实验和科学证伪,将自己个人的主观[personal view]成为他人的乃至所有人的客观,在对结果对证伪的过程中重新审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催生出相应的设计提案,同时开启了未来空间可商讨的大门。

早在教育的最初的阶段,有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所呈现的“帕拉图学院”;在中国有以稷下学宫为中心的“百家争鸣”壮观场面,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同样的,作为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利用具有仪式感的课程结课形式,对设计作品抱有怀疑的态度并进行相互的批判性论述和自由辩论。操作方式如下:要求所有学生在长桌的两边一次就坐,第一轮由面对面的两位学生开始,将自己的设计提案用三张A4纸呈现并进行每人1分钟作品阐述和电梯游说,接着根据作品内容自由开展互相批评与夸奖,共计2分钟,以铃声响起为准,车轮式换位更换对象,继续下一轮互相批评与夸奖。该方法提供了思想聚合的场所和条件,有利于养成学生们相互讨论和相互激发的学习习惯,学生在对对手的提问和质疑的过程也是对自己设计方案的论证和反思,而真正的智慧和创意就是在这样的彼此观念的碰撞、争论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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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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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思辨设计》课程辩论式结课仪式

对于教师来说,正确作用是引导[guidance],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势指导,也不是如同甲方的一味诉求,应当是是一名“导游”,带领学生在遨游、徜徉和玩耍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在设计基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扩大合作者朋友圈,不仅要请教人类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和其他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们,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工程师打交道,为自己提供一个思考不同层面的机会,通过设计来建立一个开放的可以迭代和变化的思维系统,让不同观念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让不同的想法和观点聚在一起,碰撞出新的、有趣的、尖锐的、诙谐的、不可预测的可能性。

对于学生而言,思辨性思维不能直接输出一个明确的设计专业属性或载体,关注当下的现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是正确的,因为在讨论其孰是孰非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证和思考的过程。而且,学生们在其中货真价实地运用到了创意、分析、研究和制作等设计技能,即使学生们毕业以后不从事设计行业,这些技能和思维方式也可以运用在任何其他的工作中。这正是我们求知热情的体现,不以功利实用为目的,而是为了理解设计、理解他人、理解这个世界。

这样的设计方法绝非单纯的套用公式和提供正确答案,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传输和掌握信息的过程,而是在理解所有问题准则的前提下,培养善于思考的习惯,能够谨慎地对设计问题进行多元和动态的研究。同时,学生也能够提出对老师的提出质疑,在锻炼表达和沟通能力的同时,用对话形式互相激发灵感,逐渐形成属于个人的认知方法,让各自的设计思维能够可持续地运用。教师和学生一起扮演问题辩论者、故事讲述者、设计实施者、物品使用者和作品创作者,让设计的故事更具参与感,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引发触动和共鸣。

如果说传统设计和现在普遍看到的设计是无趣的 [boring],如果说自我陶醉的艺术表达、夸张炫酷的科幻和不着边际的虚构对我们来说又太过于疯狂 [crazy],那么思辨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条程度轴上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 [sweet spot] ,一种甜蜜的打动人心的爆点,一种明智而谦逊的亮点,一种深入社会功能的最具有效应是发力点。利用文字和语言学相对应的来理解一下这个最佳平衡点 [sweet spot],如果说平实的说明性文字是无趣的 [boring],而精神病患者的痴话呓语是疯狂的 [crazy],那么在这条区间中的最佳平衡点可以为诗歌莫属。

然而,要寻找到这样的最佳平衡点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我们正在谈论它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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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佳平衡点[sweet spot]的提法来源于安东尼·邓恩老师应邀在中国美术学院2019年重点培育国际化课程《思辨设计》授课时的讲解手稿内容,中文为笔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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