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特刊] “地球化改造”的第二年:行星性模式(2021)

The Strelka Institute ,编辑/刘加,翻译/张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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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改造”的第二年

史翠卡研究所 “The Terraforming”智囊团第二年的研究主题将发生变化,关注重点也将转移。“The Terraforming”计划的第一年主要强调改造地球本身(并由此改造我们自己),而今年则强调改造我们自己(并由此改造地球)。为此,该计划把行星之间复杂的关系作为一个先决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将逐渐明晰,而人工所制造的整体不仅形成了目前的境况,而且对它的未来研究作出了贡献。现实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一计划的格言,即使思辨政治科学或政治科幻小说(二者有区别)是进行研究、写作、城市设计和电影制作等的模式。

人口

人们去哪里?疫情给现实所带来的影响中最具决定性且最令人不安的是政治性“过滤”,通过这种“过滤”,原本流动和混杂的人口构成瞬间被重新归类回到他们护照上的国家。似乎别无选择,全球人民重新落入后殖民阶段,广义上而言,民族主义的弱点和能力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将入境权和流动权捆绑在国家身份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移民和本地人的分离被视作历史,并且排他的公民身份成了其主要内容。但是,那些人为地把地球的人口分割离散的国家由于这种人为性出现了可行的替代方案,且其中一些已经存在。

比起那些固有的谬论,“The Terraforming”(地球化改造)计划对其他正式手段更感兴趣,通过这些手段,人类可以在其他地理学的基础上联合与解体、聚集与分离、进行自我分类与重组。在“公民”这个许可证同时被强化和削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凭证替换它的位置?抑或促使它倍速成长?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位置?这些地缘政治的组织可能包括退出和进入的权利,即使彼此之间并不和谐。其可能会在扩大外部边界的同时开放一些自己的边界,巩固有史以来的公共领土并扩增城市土地的私有化、平台和网络。这些也许会或也许不会令人称赞,开放行星的表面上散布着私有的飞地(enclaves),反之亦然,成员加入条件十分苛刻。对其他地缘政治的探究绝不是反对政府,而是代表一种重新构想,它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被拖了很久的、综合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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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Luiza Crosman、 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地球分区

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可以(而且应该)超越个人公民权和人口居住的层面,并就如何在地球上组织、衡量、命名和等待展开工作。这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外推技术(extrapolating techniques)将一个城市的功能划分为战略性独立区域(工业区、办公区、住宅区等),这些技术现在也以合法的形式和力量在星球范围内应用并扩张。但按什么分类呢?地球已经由多种空间构建机制、子午线、国家边界、名义上的边界、海拔线(elevation lines)、卡门界限(Karman lines)、领空权、GPS主干网、IP地址等等所组织建立起来。这些都为不同规模和位置的互锁复杂系统提供了可预测性。同时,无论是列车时间表还是打卡钟,法国共和国的十进制时间或是Unix时间戳(Unix time),这些系统的结构最差也与人工时间系统差不多。无论是平凡的、幻想的、猛烈的或者所有这些都同时出现,时间的合理化作为发展速度的基础使得跨空间的进程互操作成为可能。

作为地球化改造倡导者的一份子,“The Terraforming”计划对如何通过新式的测地学(geoscopy)和几何学来看待地球相互交织的历史、状态和未来感兴趣,这些新的测地学和几何学将使用系统抽象投影细分地球的空间和时间整体,这反过来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人工整体形象来把地球包围。但是,正是由于整体的过剩,每层都相互重叠、相互渗透,没有一层能够捕捉到最后的环节,使得这一过程的历史成为一种设计和科学的历史。未来的地球分区可能会借鉴这段历史,或者试图纠正它。它可能会基于不那么随意的常量,例如天文单位(astronomical units),或者对历史及古迹维护、受保护的走廊、古巴比伦、海洋复仇 (oceanic revenge) 等等的强力仲裁。关键在于一点一点创造和体现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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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 Luiza Crosman、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人类化改造

海伦·海斯特(Helen Hester)在“The Terraforming”(地球化改造)计划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化改造”(Anthropoforming)。如果说“地球化改造”是我们对环境、生态位(niche)和生态系统的人工构建,那么“人类化改造”就是环境或物种本身对人类有机体的人工构建。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有机体都是进化压力(evolutionary pressure)的产物,那么这些术语就可以进行人工修正了,这也说明人类起源 (anthropogenesis) 和技术起源 (technogenesis) 是同时发生的。个体并不是由预先存在的形体和技术加持下的自然产物,它是随着基因的进化和时间的推移,形成的一种显性表达(phenotypical expression)与技术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不仅可以被改造,而且一直只在改造。

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社会流行病学情况促使生物物种的提取技术脱颖而出,而其他许多东西则退却了。并且,技术性(technicity)同时在几个方面发挥着作用:物种依托于行星,行星依托于物种,行星依托于行星,事实上物种也依托于物种。地球化改造和人类改造都暗示着与“外面的事物”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关系。两者都把更广阔的外部视为我们可以在其中(为其)设计的另一个内部。

两者都将人类视为一个基本的可塑造物种,而不是像剧中的主角一样全能和精通万物;也正是应用在身体和环境方面的技术所带来的成果和技术的中介超越了自然选择的缓慢速度。毛皮大衣、滑雪靴、抗生素、潜水面罩、孵化器、呼吸机以及内外生殖技术都是人工进化的产物。对我们来说,生物政治学的新前提正处在紧要关头,这种前提很少以某种神秘语言的名义对我们的技术生物进化进行智力压制,或者以这种条件作为战争行为的人文主义历史,而更多的通过承认它的药理局限性和开放性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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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Luiza Crosman、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行星性的模式

“行星性”planetarity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末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新词创造中,但它所指的条件是几十亿年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一个是政治哲学范畴的行星性”,一个是天文学上的“行星性”,虽然两者有不同的展开,但是两者间是存在相互影响的,不仅仅是相互结合,更多的是相互加强。一种行星性的特质不应与另外一种相互对立,没有一个可行的政治哲学行星性不通过揭示行星是什么、它去哪里,以及它如何呈现等天文学的理解来定义自己,正如这些想法必须告知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物种自视为它所在行星的一种内部现象,而不仅是从其中挖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两种含义都决定性地背离了作为一个静态的行政曲面的“全球”(global),其代表了一种深刻而又没有协商余地的诡谲感。两者都消除了前达尔文主义(pre-Darwinian)的幻想,即仅受非物质意符所约束的无意识主体;两者都破坏了对地点、地平线和地面的迷信,并代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陷入纠缠的深渊,有时又将自己组装成推理机器,就像我们自己。不幸的是,这个术语走向了另一条曲折的道路。

相反,它一方面致使命题去技术化(detechnologization)并接受其直觉性(immediacy),反对行星传感的暴力特性,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一个富有的白日梦,即行星的状况,甚至一个观察黑洞的仪器,也可以简化为纯粹的“供给”,同样可以直接消耗,却不会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或百万年产生影响。换言之,唯一的普遍性与欧洲个体主体性的关联和合并,作为其最初出现的地方,与全球历史相对应,但与它所依赖的行星条件及它的未来并不相符。

与此同时,一颗星球并不是突然作为一幅世界图景出现,或者突然出现在视觉文化里,而是某个特定的生命能够构建一个外部图像,最终呈现出一个行星的状态,这个生命和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状态里出现的,并且它一直在那里。地球哲学 (Geophilosophy) 必须拥有地球物理学的态度,这样天文学才可能成为一门认知科学:也就是说,如何通过行星来思考和认识,以及行星本身如何认识自己——这是一种双重打击。

本体论将走向何方的危机是一种力量。出于刚刚澄清的原因,这种“接地”(grounding)没有引力本身那么有趣,这是因为它不确定天文幻灭下的地缘哲学和地缘政治含义是什么、它们的将来是什么。在哥白尼领导之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对我们这个时代便不再有直接的影响,并且一直如此。虽然我们坚持抵抗现实,反对那些将人类概括为语言或叙述的产物的言论,但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现实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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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 Luiza Crosman、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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