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特刊] 阶段性的过渡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文/A.S.T.  翻译/黄博雅,编辑/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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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随着新的紧急情况出现、新的领地被划定,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联盟。受到椋鸟群集行为的启发,A.S.T. (黛安·鲍尔(Diann Bauer)、费利斯·格罗丁(Felice Grodin)和艾利特·凯丹(Elite Kedan))提出一套新的协议,用于建立跨越边境、民族国家和物种的二十一世纪的联盟。

2020年的夏季,我们的秩序正在逐渐失效。当今的疫情大流行使得人们越发需要公正的秩序,这恰恰也加剧了行星性的和地方性的秩序不公。但如今,我们置身于一股动荡的洪流中——它极度不稳定,却也正急速自我代谢;同时,我们每个人正影响着从这动荡洪流中脱胎的未来,却也受制于它。这从洪流之中产生的未来需要新的领地,它也正在制定新的关键时间节点以一展宏图。

为了应对各种健康危机、社会安全网缺失、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自动化,也为了分析风险,人们需要能够结集各方的叙述。这些叙述必须扎根于各个小群体,同时也需要能够融入更大的体系之中。战略性的联盟将决定体系与体系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新契约条款,并且这些联盟已经成为他们引领的领域之中的主要角色,今后也将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总体来说,现在所需的是一种在排除杂音前行的同时凝聚共识的能力。我们需要协议来培养对于人类的潜能与责任的使命感和信心。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有一颗谦卑之心,认识到置身于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多重秩序指令之下时,人类这种智慧生物的局限性。

为构建跨越边境、民族国家以及物种的二十一世纪的联盟,A.S.T. 提出了以下这一组协议。

A.S.T. 将目光投向了椋鸟群集行为的类型学,将其视为一套新秩序和协议的模型,这套秩序和系统能够根据鸟群的活动来不断自我适应:通过群集作用,椋鸟有着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和杂乱而有限的信息中,依旧保持群体凝聚力的惊人能力。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极具凝聚力的协议来充当观念上及组织上的工具,去建立一个将决定体系与体系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新契约条款的同盟;在面对触目惊心的历史失败时修复城市和社区的伤痕。并且,正如椋鸟群一般,这些协议必须是可调节、可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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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适应能力 (ADAPTATION)——我们已经成为一体。彼此适应是向前的唯一出路。

生存所需的基本能力是适应能力:它是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敏捷反应,也是自我修正、采用反馈循环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能力。适应能力并不意味着“适者生存”,它并不是从个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价值之中推导得出的。适应能力是建立共识的动力来源,它由多种能力汇聚而成,又分散在各处,共同支撑起一个系统秩序的运作。

我们【“协议008_联盟”中提及的“我们”】成为了我们需要具备的适应能力,同时我们也需要他人如此,当我们把各自的能力汇聚在一起,才能够实现这一点。正因各方能力汇聚合流,我们人类的最大潜能——社交的、技术的能力才应运而生。灌溉系统能够维持大自然系统的运作,疏浚工程与自然地貌相辅相成,而数字信息流影响着实体存在的城市规划。

对工具的高适应性的使用与再使用是具有周期性、整体性的。大规模集群的各种虚拟、实体的可供性 (affordance) 可以以不可预见的、可适性的方式进行转化且与其他集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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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领地 (TERRITORY)——领地现在是一种时间进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

在当今世界,我们须以变幻莫测的紧急情况,而不是历史上强权遗留作为依据来定义领地。我们必须忘掉之前对领地的理解。新的语言、新的地图、新的空间矩阵必须被发展出来,来清晰地定义我们的所在。“领地”的概念需要被重新校准。

从前的领土和边界是由血与火的征服描绘而成的,是一部由权力和利益关系决定的暴力和冲突的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纷繁纠葛、大气活动以及肆虐的疫情——这些都是我们早已存在的难题。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恐龙遗骸的挖掘和焚烧不释放了它们的鬼魂。如今,这些鬼魂一直在向我们追索,它们不受任何短暂易逝的事物的限制——譬如人类,譬如国家边界。新的紧迫事务描绘出了新的领地,也催促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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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导航 (NAVIGATION)——导航的属性并非关于类型学,而是关于拓扑空间的。导航是一种递归定位的方法。

如今,导航不仅仅意味着空间上的移动,它也意味着知道如何在信息流中准确定位。我们得从一片杂乱无章的噪音海洋中获取信息。

噪音存在于各种空间形态之中:(陆地、海洋、空中,等等),存在于各类媒介之中(人体或非人体、新闻、数据、基础设施,等等),也存在于百家争鸣的平台上(电视、社交媒体、广播、互联网,等等)。对于噪音以及可调控的噪音导航,我们有一系列全球及地方性的参数。导航让人们能够理解这些噪音:有时,它会将有用的信息与噪音区分开;还有时,导航能够从噪音本身中提取信息。

从前,导航意味着在多个地点间寻找路线。现在,领地是恒定流变的信息。土地不再是固定的,而更像一种流体。导航是一种在持续变动的空间中建构意义的方法论,而非对从源头理解到逻辑思考之间的路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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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尺度 (SCALE)——必须熟练掌握多种尺度。

我们需要定期调整以适应一连串后果、能力、视野的变化。这些由尺度变化造成的复杂难料的结果跨越了不同的层次(地理的、基建的、社会的、分子的及量子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能够在多个尺度之上运作的秩序体系,以及多个能够适配不同尺度,并彼此关联的秩序体系。

广泛而密集的有形资产支撑了尺度的运作。随着相位的变动,尺度也会产生一系列复杂而灵活的递归性变化,

一直在我们熟悉的世界中徘徊不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扎根于异域——不是通过征服或统治去达到这一点,而是通过优化我们的管辖范围,通过深入了解广泛意义上的“我们”以及我们各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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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时间 (TIME)——时间不是固定的。时间是可塑的。

我们现在是从一个特定的尺度上理解时间的——时间永远保持线性,事件的发生是遵循先后顺序的。我们似乎见证着也遵守着因果关系原则。但现在我们的时间线已经延展到了我们的过往经验之外;我们的时间线已具地质属性。数百万年以来的生物残骸不断相互挤压形成的石油已经持续燃烧了二百多年,这将影响未来一万年的全球系统。

我们并没有进化到能够体验这样的时间性,但是它作为一种生存威胁正迫在眉睫,如同远古的捕猎者正从黑暗中向我们猛扑而来。时间正如猎手,悄然从我们身后袭来;我们既是捕猎者也是猎物。时间不会放过一丝可乘之机,我们一旦松懈,它必得将我们生吞活剥。

我们对时间的投入往往受到我们对其看法的约束。我们可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且根据自己的知识,而非本身有限的经验来采取行动;我们跟随着前人指引,去撼动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可以像椋鸟长期的集群行为那样来投入时间。当意识到我们的认知极限时,我们就加大我们能够投入的时间。

我们的观点是在不同时间框架下发表的,它由我们看法产生/面对的时间段或对象所决定。通过时间这种可塑的媒介,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未来。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专注于超出我们经验之外的时间性。另外,我们现在也正被紧迫的时间逼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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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危机 (RISK)——风险缓释是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评估在怎样的地点和时机,保护、修复以及放弃哪些东西。“灾难”是这样被人们所感知的:环境“灾害”被标记为一种灾害;飓风被定义为“充满不确定性的锥体”;“流行病机制”一词是被创造的;以及,对人权的主张挑战着权威。

你每次离开家都能减少一些风险——比如,迫于环境因素,在健康风险中购买食品,或是在胁迫中抗议。这些风险可以在个人层面降低,却能跨越从量子到宇宙的尺度来运转。

越来越复杂的现实和不断涌现的风险淘汰了以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来连接未来的做法。在这种环境下蓬勃发展,意味着需要在众多系统和尺度上作出实践、政治和认知方面的承诺,以提供保护性和主动的措施(帮扶和关怀措施),以保证在人类及其他物种中,系统多样性、健康和福利以及秩序间公平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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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过渡的协议:迈向新的联盟》,©A.S.T.

转译 (TRANSLATION)——异世界的转译即是对艺术的诉求。

我们喜欢把自己理解为世界化 (worlding) 过程中的主导者,当做拥有构建未来的能力的物种。在一些程度上我们可以,但在其他程度上我们仅仅是物质过程中的原料。世界化有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他时候则是从一系列条件中涌现的行动。世界并非是先验 (a-priori) 地存在的。

将自身理解为有意或无意的物质思辨中的一部分,构成了一种生产性的异化 (productive alienation)。我们出于自身利益,试图去理解我们所处的异世界。为了弄清我们现在、过去以及未来想要到达的位置,我们需要转译。

转译应当提升我们的共情能力,并理解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共谋关系。正是这种交互面使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清晰、醒目、真实可感,使我们不仅局限于想要看到的东西。艺术有使不可见变为可见、通过渗透潜入意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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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ALLIANCES)——或成为联盟,或归于尘土。

可见的和隐藏的混乱现象主宰着我们的世界。

运行于生物圈层面上的联盟,对解决我们中间的挑战和危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最大的变化是在微观层面上被催化的——平凡行为的模式转变改写了个体和群体的想象力,并震颤着进入地质上的深度时间 (deep time),从而促成了这些最大的变化。联盟使在变革中重新划分了领土和社会的新联合具体化。联盟能通过找到共同目标并从污染、变异和不确定的动荡空间中构建联系网络,来对抗根深蒂固的势力。

无论是自发的还是策略性的,新的联盟都是能回应这种情况的主导者。它们是调和差异、不可归类物、混乱、次生后果的动态技术;它们能将危机转化为必要的变革。

联盟赋予了我们所必需的多样性;联盟使我们成为合格的“我们”,足以应对问题的规模的“我们”。

A.S.T.

南部三角联盟(Alliance of the Southern Triangle,A.S.T.)成立于2015年,由四名正式成员(黛安·鲍尔(Diann Bauer)、费利斯·格罗丁(Felice Grodin)、帕特里夏·玛格丽塔·赫尔南德斯(Patricia Margarita Hernandez)和艾利特·凯丹(Elite Kedan))组成,涵盖艺术、建筑和城市设计等领域。A.S.T.始于一个关注全球城市理念的研究项目,着重于迈阿密案例研究。该项目致力于一个观点,即城市发展轨迹可以通过调整已经控制该城市的网络来改变,并结合对城市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创新性反思。A.S.T.利用交叉学科的艺术空间作为一个平台来运作,在此之上构思这些可能的未来,这些未来各自回应我们面对的法律、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并以它们作为命题。

信息来源

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雷·布拉西尔(Ray Brassier),路易莎·克罗斯曼(Luiza Crosman),拉伯利亚·库博尼克斯(Laboria Cuboniks),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丹尼斯·费雷拉·达席尔瓦(Denise Ferreira da Silva),玛卡雷娜·戈麦斯-巴里斯(Macarena Gómez-Barris),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N·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海伦·海斯特(Helen Hester),梅·阿达多·因加瓦尼(May Adadol Ingawanij),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苏海尔·马利克(Suhail Malik),沃尔特·D·米尼奥洛(Walter D. Mignolo),雷扎·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巴哈尔·诺里扎德(Bahar Noorizadeh),帕特里夏·里德(Patricia Reed),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安娜·青(Anna Tsing),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尼尔·怀特(Neal White),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凯瑟琳·优素福(Kathrine Youse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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