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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蛇形画廊:以更开放的建构模式拥抱复杂性(本·维克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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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克斯(Ben Vickers)

策展人,写作者,研究员,出版商,技术专家和卢德主义者。他是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ies)的首席技术官,伊诺塔图书(Ignota Books)的共同创始人,也是开放组织 unMonastery 的发起人。

李汭璇:您会如何定义“未来协作”一词?

本·维克斯:我认为协作的未来就是把我们在广泛的协作史中尚未充分研究的线索聚拢在一起,无论它们是不是艺术领域里合作性更强的协调、协作形式,比如行业协会架构或近几年的运动。我觉得协作正于各个层面上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不论是否是从机构的视角(你会看到十分新颖的合伙现象)出发的。所以在蛇形画廊 (Serpentine Galleries),比如说,大概一年前我们和韩国流行乐队“防弹少年团”(BTS)做了一个挺大的项目,是“Connect, BTS” 的一部分,涉及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机构。这是一种流行乐队与艺术机构的新合作模式。我想这是一个随着与谷歌、HTC等技术企业的新兴合伙模式出现的极致案例。这些模式的动机、各自产业的效能都不同,因此产生的结果也大不一样。

 但更有趣的、我们在未来生态系统的背景下讨论的是,艺术家的定义正在向组织、集体层次的合作转化,而非突出艺术家个人。历史上,团体很难成功,因为很多东西是被艺术市场、被“艺术家个人-天才”的概念驱动的。但现在我们有了teamLab以及像NFT(非同质代币)的各种技术,让我们看到人们对新的协作种类、作品、工作室认可的可能性。我感觉这很振奋人心。

 对我来说,这有点像激进变革的先驱,因为艺术家正在占领加密与区块链技术高地。其中,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等特殊事物带来了这样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家团体,而是每个人都能高速、低成本地创建组织,并能即刻在跨国的范围,以通过去中心化、无需信任的机制 (trustless mechanics) 发展壮大的能力来运营。我认为这对于艺术、对于全球社会都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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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onnect, BTS”支持的雅各布·库德斯克·斯廷森 (Jakob Kudsk Steensen) 在蛇形画廊的户外装置《涤荡》(Catharsis , 2019-2020)。照片来源:雨果·格伦迪宁,由艺术家本人惠允。

 

李汭璇:您以首席技术官的头衔来为一家在行业里领先的美术馆工作,所以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里,创作者会出于何种目的、在什么层面上进行协作?您提到了加密货币和NFT,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先锋的方式在艺术和其他产业间开展协作吗?

本·维克斯:在我看来,你所说的已经在发生了,但传统一些的机构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博物馆和那些成形于20世纪的机构。它们容纳不下这些新的工作方式。我想这种倾向延伸到了新闻学、报纸等所有以门槛与信息聚合中心化作为标志的各个商业模式例子里。

这些模式的发展往往能从两个方面来预测。一方面是拥有一家实体机构——你大部分的运营成本都投在这上面了,所以你必须优先考虑实体体验,而这种体验是被限制在某块地盘上的。然后你的商业模式一般也很难在去中心化的可供性 (affordance) 上有所作为,因为这需要矫正它本身的权力结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传统机构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和碳未来危机很像,变成一种文化里的搁浅资产的危机。相似地,石油公司在不远的将来会因为规范和社会态度的转变带来的碳税、撤资等缘故而不再盈利。我相信这些传奇的文化机构会因为缺乏准备来适应更开放的文化建构模式而面临陷入困境的风险。 

有不少机构因与实体地点绑定而存在搁浅的风险,于是数据先行的机构就出现了。我预测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将在区块链技术上运作,且将在用户的驱动下高速进化地运作。因为这种启动方式,它们从基础上就会具有协作性的管理结构。更宏观的预想是,当你加入一个机构,你不再只是个参观者或消费者,你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机构的发展。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这类的例子了。

前段时间有个有趣的例子,就在前几周,有个叫“PleasrDao”的新项目。他们创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来购买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的NFT。我认为这件事为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事奏响了迷人的序幕。不过我想其他案例不一定和区块链有关。像teamLab这样的实体, 500多人的团队怀抱着共同的愿景一起工作,他们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催生了与我们以往的认知很不一样的东西,具有转化当代艺术家工作室规范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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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Digital Space and Future Parks(teamLab,2016), 佩斯画廊,李汭璇摄。

李汭璇:蛇形画廊的“创意AI实验室”(Creative AI Lab) 或“研发平台”(R&D Platform) 近期有什么关于协作的案例吗?

本·维克斯:有的。我认为所有在研发平台上推进的工作骨子里都是协作性的。它具有网络的视野,现在需要你与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合作。我们创立的创意AI实验室等新项目都是研发平台的一部分,是“蛇形”与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合作运营的,具体由国王学院的梅赛德斯·邦茨 (Mercedes Bunz) 与“蛇形”这边的伊娃·嘉戈 (Eva Jäger) 发起。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机构走到一起,共同发挥才能、开展研究的。因为艺术家把AI当作一种媒介来创造新的工作界面,所以这些研究的见地都集中在艺术家作为AI领域弄潮儿的观念上。另外,“Creative-AI.org”平台通过邀请不同的策展人、个人来分享影响他们的资源和文本,本身就是开放的、协作的。最近,艺术家、理论家苏珊娜·凯特 (Suzanne Kite) 策划并发布了一个资源库。协作已经成了艺术与技术 (Arts Technologies) 团队运作的主要模式。

 再举一例,上个月“蛇形”的艺术与技术总监凯·沃森 (Kay Watson) 与艺术家雅各布·库德斯克·斯廷森 (Jakob Kudsk Steensen) 发起了一个新的在线项目——叫做“艺术家世界”(Artist Worlds),并与瑞银集团 (UBS) 共同呈现。这个概念是利用电子游戏引擎技术进入艺术家们创造的世界,来制造事件与偶发。雅各布之前就创作了这座虚拟小岛的艺术作品。这个岛真实存在于法属波里尼西亚,他从没去过,但他用自己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建造了这座岛。他大概在五年前做了这个作品,我们跟他合作,让它变成了一个多玩家平台,这样一来其他人也可以登入这个世界了。凯策划了一场不同艺术家、学者在这个世界的聚会,然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实时事件上传到了Twitch上。聚会里有电子游戏理论家阿伦达·张 (Alenda Chang)、作家米克欧·罗森加德 (Mikkel Rosengaard) 和艺术家林顿·约翰逊 (Rindon Johnson)。这个活动伴随着朗诵与表演在虚拟世界展开。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要宣布一项与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的策略性合作。这项合作的重点是共享“蛇形”各领域工作的知识以及这些工作如何能够跨界并为UCL的专业领域所用。迅速兴起的艺术与技术空间需要新的体系、实践,经过发展,来为艺术家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发挥引领的作用。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上述合作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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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库德斯克·斯廷森 (Jakob Kudsk Steensen),《涤荡》(Catharsis,2019-2020)©2020,由艺术家惠允。

李汭璇:您觉得未来协作和我们已有的跨学科合作、独立创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

本·维克斯:我想我要说的是,在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的决策下,“蛇形”一直都是跨学科的,所以它的话题一直是关于让不同世界相遇的。这么说,协作是机构内在的DNA。但具体到技术,我认为技术对于我们曾经对世界的理解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新工具总是在改变我们看待技术的方式以及我们想象的边界。我们在开发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发现,你如果不能结合各种技术,真的就没法着手。由此就很清楚了,创作过程囊括了多层技能,变得越来越像拍电影了。

 因此我们必须在项目结构中找到能够沟通一整套角色与职位范围的新方式、新方法。这是许多研究成果、事件背后的驱动力,因为为所有的项目参与者提供一个平台、一个声音真的很重要。从研究员到工程师,这些人会让自己的决策频繁地参与到与艺术家本人共同建构的新作品中来。我觉得艺术界不太擅长这个,把功劳记在应该记的人或事物上。我们与艺术家伊安·郑 (Ian Cheng) 一起做他的展览《BOB》时,他特别强调所有参与创作的人的名字都得得到曝光,从制作人到技术指导,再到所有那些一直隐匿在艺术家或策展人名字后面的人。我想这种对建构技术上较复杂的作品的高技术团队的新态度、新需求将会给我们对艺术团队工作的名誉认可带来长期的、意义深远的改变。我们正在迈向好莱坞式的生产,导演在其中极为重要,但他的工作更像是一位编舞者。

李汭璇:您认为导演式的艺术家或“编舞者”在和这么多专家、参与者协作时会“失控”吗—— 他们的共力可能会把项目塑造成与艺术家的计划不一致的样子吗?

本·维克斯:他们会“失控”吗?我认为这种协作一直是在一个光谱上滑动的。当然了,在艺术史的西方典范中,艺术家个人受到追捧,人们把这个模式看得比其他都重。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已经有了由上百人而非艺术家个人负责创意的艺术家工作室。所以我想这不是什么“失控”,而更多是拥抱复杂性——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所见复杂性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艺术是映照文化、映照世事的一面镜子,或者有时是改变的活性催化剂。那么想做出相关作品来激发改变的艺术家就有必要适应系统的转化。我认为会不断有艺术家为了保持相关性而以非常清晰的个人化视野来要求团队搭建作品,像历史上的希尔马·阿夫克林特 (Hilma af Klint) 就得靠贯注个人视野来创作。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消失,我只是觉得它不会是下个世纪的主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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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ko-AI》,K·阿拉度·麦克道尔,伊诺塔图书,2021.

李汭璇:您能想到其他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人机协作吗?

本·维克斯:我和莎拉·申 (Sarah Shin) 经营着一家叫“伊诺塔图书”(Ignota Books) 的出版社。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用GPT-3写的。这本书在两周内写完,绝对让人脑洞大开。它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名副其实可在阅读中吸入的致幻剂。书名叫《Pharmako-AI》,作者是K·阿拉度·麦克道尔 (K Allado-McDowell)。阅读本书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出神般的体验,就像在向宇宙质询我们的存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与AI的未来关系等问题的本质。看到作者K与GPT-3合作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本书没被编辑过,每一章都建立在下一章的基础之上。这是一次在AI中穿梭的旅行。你可以看出来,K一开始对GPT-3的能力没抱那么高的期待。

 似乎在全书1/3处有那么一个瞬间,K意识到自己与AI的关系变得有多复杂了。在书中有这种邂逅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体验,这或许是现存的科幻小说里的首例。

 对我而言,这似乎代表了某种具超越性而又复杂的经验类型,后面几十年我们肯定还会碰到。有本很棒的书叫《神奇的数字零》(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描绘了将“零”引入社会的破坏性后果。我认为,随着AI引动的发现、视野的来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像下个世纪的新发现那样的“零”的极速增殖。

李汭璇:所以我们看到,现实可以变得非常极端,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您能否想象一下,未来如果可选择任何项目或伙伴,人也好,物也好,不一定是AI,您最想在什么类型的项目上协作?

本·维克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是在电子游戏的各种世界里长大的,人们一般管它们叫“大规模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我将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引擎看作会把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其他所有技术连入日常社会空间的交互技术。这些世界将会成为最重要的第三区,它们的出现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堪比工业革命爆发后,咖啡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这会让共识现实 (consensus reality) 碎片化得更厉害。下一个十年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你和你旁边的人同在一个物理空间,但你卷入的是另一个现实,这是“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s) 进入我们世界的结果。

 鉴于这种影响,我对做电子游戏、对与创造虚拟世界的公司、对从艺术角度来助力创造这些虚拟世界的协作很感兴趣。

 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 (Phillip K Dick) 写过一个很棒的短篇故事,叫《泡泡麻烦》 (The Trouble with Bubbles)。故事的基本概念是,人类文明没能在其他星球找到生命体,然后就转向了创造迷你但超复杂的世界,这一创造行为就像一种艺术,成了整个社会最主要的任务。从我本人的成长经历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们能够从电子游戏世界的治理、协作、配合中学到很多东西,看来电子游戏将成为我们的现实这点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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