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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行星性是需要培育的未来情状:本杰明·H·布拉顿谈“地球化改造”

采编/刘加,翻译/张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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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 Bratton)

本杰明·H·布拉顿,研究横跨哲学、艺术、设计和计算机科学;加州圣地亚哥视觉艺术教授,上海NYU大学客座教授,莫斯科Strelka媒体、建筑和设计学院“新常态”课程项目主任。2016年本杰明•布拉顿出版了《堆栈:软件与主权》(The Stack: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书中布拉顿概述了全球数字和算法治理时代的新理论,提出了结合智能城市、物联网、自动化等不同类型的全球网络式计算模型。其研究为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设计做出了突出贡献。

以下出版物是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 Bratton)为“The Terraforming”计划撰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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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 MIT Press

Article number: 23812

Category: Culture & Society

Tags: digital culture, technology

刘加(L):“The Terraforming(地球化改造)”计划开始的时间差不多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间重合;而正好在这样一个时刻,The “terraforming”基于所谓“人类世”近未来的整体处境进行思辨,它似乎有更为深远的背景?全球大流行对研究计划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杰明·H·布拉顿(B):在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开始了一项叫“真之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Real) 的新行动,我们的研究员在这下面开发了几个与疫情相关的项目。我们还和让-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 与几位学院的同事办了个同名论坛。对于我们来说,“地球化改造”与疫情之间的关系和星球治理危机 (crisis of planetary governance)、和我们在与行星社会复杂性相匹配的生物政治 (biopolitical imaginary) 的想象上的无能密切相关。

L:“The Terraforming ”作为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史翠卡研究所 (Strelka Institute for Media,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进行的一个关涉行星尺度的长期计划,其研究框架与方法基于怎样的哲学或宇宙论?现今,当哲学与科技想象再次紧密纠缠在一起时,俄罗斯宇宙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似乎有了新的语境;您怎么看待“俄罗斯宇宙论”(Russian Cosmism)?

B:当然了,宇宙观讨论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你是透过宇宙观视镜看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无法看到宇宙观本身。这就像让鱼来讨论水。但我还是能比较自在地说,我们的宇宙观跟人们所谓的“人类世”概念有关。我们不太用这个词。不过根据定义,这个历史阶段也相当于一个地球改造项目,只是没有计划、缺乏方向。现在我们必须设计、组建出一个经地球科学理清的、由大规模技术基建提炼并揭示出来的“行星性”(planetarity)。前者须从后者里生成。所以说,气候变化本身就是行星规模的计算 (planetary-scale computation) 在认识论上的一个成就。

因此,尽管我们的方法必然涉及宇宙观与技术的关系,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所谓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 的反面。如果说“宇宙技术”感兴趣的是特定的宇宙观如何搭建自身与技术的关系,那么我们感兴趣的则是技术如何能使与现实条件匹比的新宇宙观成为可能。这些新宇宙观不是为了多元化而多元,而是希望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的既定状态,在认识论上进入自己的星球。这在某种程度上跟俄罗斯宇宙论者有关,正如你问到的,或许更像齐奥尔科夫斯基 (Tsiolkovsky),而非费多洛夫 (Fedorov)。他们的作品一直都间接影响着我们的很多思考,特别是我们借以在天文学而非人类学背景来认知生命的理念,其中那些人类学的问题,我们都是从天文学视角来观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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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 Luiza Crosman、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L:“The Terraforming“ 计划以三年为一个研究周期,该计划的第一年强调改造地球本身(并由此改造我们自己),而今年则强调改造我们自己(并由此改造地球)”。怎么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的转换关系,“我们自己”包括什么,这可能会促进一种怎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或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有什么差异?

B:这个转换可能与所谓的“人类改造”(anthropoforming) 的观念有关,如果地球改造是关于一个物种如何构造星球,那么“人类改造”就是这个物种如何构造自身,或反过来说,星球如何构造这个物种。这可不是发现了什么全新的现象。变化是人类的常态。如果从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处在一个持续变化的状态,解剖学上的变化、神经学上的变化,等等。然而最近,我们智人改造自我、干预自身进化的能力显然变得老到多了,不管是好是坏。

   我们对此的兴趣与“超人类主义”不同,我们是从整个物种的层面来看人类的构成与变化的。对超人类主义者而言,人们经常从个人层面来看这些事,这些个人不知怎么地就成了其他人的代表,而且还神奇地保留着他们的个性。先不管变化的事,我们对个人特质的关心远不及他们。加速主义这个词意味着很多种东西、也以很多种方式被定义过,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将我们的工作与它的各种排列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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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法则》,Vlad Afanasiev、 Luiza Crosman、 Elena Darjania ,©The Terraforming 2020 

L:The Terraforming 计划声明中提到将考虑城市作为人类占据地球表面的行星网络的过去和未来的角色,研究主题向“城市行星性(urban planetarity)”转变;而斯皮瓦克Spivak在上个世纪90年代论述的“planetarity”概念也涉及电子资本的网格在全球化现实中的角色(《重新想象行星的必要性》Imperative to Re-imagine the Planet) 。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城市规模的自动化与基础设施的治理而言,“行星性(planetarity)”意味着什么?

B:说到城市与自动化的角色,应该说我们对于自动化 (automation) 的定义有几分奇特——在我们看来,它主要关乎纠缠 (entanglement) 而非自动 (autonomy) 。我们不仅将自动化视为某种涉及机器取代人的现象,而是更将它视为复杂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基本现象。决策通过这个过程在特定的节点上被编码进了一个更大的中继设备。城市应该被想象成一种精妙的人工环境,它为居住其中的人提供服务和生存条件。我们说“居民”而非“公民”,是因为公民的官方资质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城市将如何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且以一种最小化使用能源、碳、土地的方式来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自动化也引入了许多规模效能、能源使用效能、碳使用效能、土地使用效能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自动化将如何帮助我们改善服务,以一种最大化这些效能的积极的方式?我们的观点不是自动化多点就比少点好,而是,如果没有自动化带来的强大效能,城市需要做什么在长期里看起来不可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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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年历, Andrea Provenzano、 Philip Maughan、 Nikolai Medvedenko,©The Terraforming 2020

L:”The Terraforming “计划的参与者中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的人员占比百分之五十,另外一半是哲学家、电影制作人、程序员与科学家等,作为跨学科的项目,基础的协作是怎么进行的,有没有通行的一般程序?项目成果为何倾向于转化为电影与文本的形式

B:这是个跨学科项目,因为在我们看来,城市问题本来就是跨学科的。城市不只是关于建筑与街道。因此,建筑师和城市学者不能搞一言堂。项目的理念基础是试图想象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实践,能够从许多不同角度的专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想象城市。我们团队的组织跨越了学科的边界,他们开发的作品则被这些专业的协作所充实。

 研究本身并不是和电影或文本绑定的,但研究的公众展示一般真的仅仅是为了清晰性。我们发现通过电影与文本可以整合各种形式(量化的、质化的、历史的、思辨的)的作品,赋予研究一个封皮,让其中的许多不同洞见由此得以准确、有说服力地展示与交流。我们还发现,我们由此形成的声音、风格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些别的项目,当然,我们觉得挺好。

L:作为strelka媒体、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实验性研究生教育项目,它通常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否有特定的途径接收公众参与和反馈,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项目产生社会影响力?

B: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成员,我们首要的责任是研究本身的质量,而不是面向受众的“内容”生产。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大众的联结是与特定人群(那些对我们推进的研究某些方面感兴趣的人)的联结,不过也可能是没有方方面面都顾及到。这和那种必须赢取“观众”、首要关注娱乐、宣扬他们预设观念的项目里的关系不一样。我们发现该项目在设计圈内外发展出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因为它提供的是原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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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年历, Andrea Provenzano、 Philip Maughan、 Nikolai Medvedenko,©The Terraforming 2020

L:”The Terraforming“("地球化改造"通常指改变其他行星或卫星的生态系统,使它们能够支持类地球生命的生活)将目光投向宇宙,再回看地球并重新思考行星性城市的意义,相对于像埃隆·马斯克这种由私人公司有步骤地推进的火星移民计划,”The Terraforming“可能预示一种怎样的近未来?第三年的主题是否也已经在规划中,它可能重点关注什么?

B:我们知道自己多少因为项目的名字引来了一些误解。得跟读者说清楚,“地球化改造”指的不是把火星改造成地球,它指的是地球本身的改造。这个概念不是让火星变得适合类地球生命 (Earth-like life) 居住,而是让地球继续适合类地球生命居住。对我们基建系统的地球规模的改造是很有必要的,这其中不仅有技术工程,当然也有社会政治工程,且二者交融的程度很深。我觉得说起来或许很遗憾的是,关于我们太阳系其他天体——火星或月球等——的迁徙、文明教化的概念,无论好坏,总是被莫名地和埃隆·马斯克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个名人符号的问题,这是个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前、有复杂历史成因的概念。我更喜欢使用“迁徙”(migration)、“教化”(cultivation) 等词而非“殖民”(colonization),因为这个词隐喻的不仅是另一种地球与邻星的关系,还是另一种地球自己内部的关系。

 有件事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它将大大影响第三年的计划,那就是我们认识到外行星性 (extraplanetarity) 是如何使我们的行星观成为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为什么说环境变迁达到了行星规模算法的层次。但其实不少行星性地理技术,尤其是它们提供的视野,努力地动摇了那种静止的全球观——比如全球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行星性本身就是某种需要培育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技术视野,而且无疑是社会政治工程的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行星规模的社会绝不会毁掉它自身的存在以及未来重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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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年历》, Andrea Provenzano、 Philip Maughan、 Nikolai Medvedenko,©The Terraform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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